上一篇理清了"计划经济"。结论是按目前主流标准,计划经济没有复活,但 Hayek 和 Lange 争论的技术前提已经变了。
这一篇想继续试着分析,如果 AGI 真的来了,而且是很强的那种,计划经济在技术上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Hayek 的两层防线
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的特殊环境,我看到身边大多数人谈 Hayek 反对计划经济,都在说信息问题。分散的、默会的局部知识没法被中心收集,所以中央计划原则上不可能。上一篇详细讨论了这个。
但 Hayek 的论证其实有两层。
第一层是信息层,写在 1945 年的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里。价格不可替代,因为它是唯一能聚合分散知识的机制。
第二层是权力层,写在 1944 年的 The Road to Serfdom 里。任何掌握全社会资源分配权的机构,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极权。
这两层平时被打包在一起。"计划经济不可行"和"计划经济很危险"有点相似。但它们的逻辑完全独立。一个讲认识论,一个讲政治哲学。
把 AGI 推到极限
上一篇我回避了 AGI 的具体能力假设,这一篇我觉得应该把假设拉满,看极限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弱假设下的讨论很容易滑进"目前 AI 还做不到 X,所以..."的舒适区,分析半天也没什么意思。
强 AGI 假设:
- AGI 能独立做科研,发现新物理、新药、新材料
- AGI 能做所有创作,质量超过人类顶级水平
- AGI 能识别未被满足的需求,提出从未存在过的品类,把它落地
- AGI 不再依赖人类活动产生的数据来学习,它能在模拟环境中自己生成训练信号
- 人类在生产中没有不可替代的角色
五条加在一起,描述的是一个全面超越人类智能的系统。虽然现在还不现实,但说不定2045年就真实现了呢。
技术可行性的四道防线
在强 AGI 假设下,反对计划经济的经典论证基本不剩什么了。
Hayek 的信息层。 分散知识不再是护城河。AGI 能从行为数据里推断出任何人的偏好,甚至比当事人自己还准。默会知识也不再是壁垒,AGI 不需要你"言传",它直接从行为模式里提取。
Kirzner 的发现论证。 Israel Kirzner 在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1973)中提出,市场最核心的功能不是分配,而是发现。乔布斯推出 iPhone 之前没人知道自己"需要" iPhone。这种全新品类需要企业家的主观判断和冒险,中央计划者做不到。但强 AGI 假设的第三条说的就是 AGI 能自己做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主语从"人类企业家"变成了 AGI,论证的基础就不在了。
Kornai 的纠错论证。 János Kornai 在 The Socialist System(1992)里分析了计划体制的 soft budget constraint:失败的项目不会被市场淘汰,而是被无限续命,因为官僚没有切身利害。市场的隐藏优势是让错误廉价地死掉。但 AGI 有全局视野,可以冷酷地终止失败项目,不存在官僚的自我保护动机。
激励论证。 市场通过私有产权和价格信号激励创新和生产。计划体制切断了这条链。但如果人类不再是生产者,激励问题就从根本上消失了。
到这一步,信息、发现、纠错、激励四道防线全垮了。看起来强 AGI 下计划经济在技术上确实可行。
但还有半道。
波普尔的不可预测性
前四道防线有一个共同特征:本质上都在说"人类计划者不够聪明"。AGI 够聪明,就全解决了。
Karl Popper 的论证不一样。它不依赖"计划者不够聪明"这个前提。
Popper 在 1944 年的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第一页摆出了一个三段论。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论证是在薛兆丰的经济学课里,薛兆丰说他大学时读到这一页"叹为观止",我自己也觉得这段论证很漂亮:
- 人类的知识会影响人类的行为
- 知识是增长的,总有一些事情是明天才知道、今天不知道的
- 这些明天才出现的知识增量也会影响行为,但它今天不可预测。如果今天就能预测,它就已经是今天的知识了,不叫增量
- 所以人类的未来不可预测
这个论证跟前面那些完全不同。它不是在说"你的计算机不够快"或"你的数据不够多"。它在说有一类信息在结构上还不存在,连被收集的资格都没有。这是存在论层面的限制,不是处理能力的限制。它和 Gödel 不完备定理、Turing 停机问题属于同一个家族:一个足够强的系统不能完全预测自身的未来状态。
这道防线连强 AGI 也攻不破。再强的 AGI 也不能预测自己明天将要发现的新知识,否则它今天就已经发现了。
薛兆丰用这个论证回应"大数据能否复活计划经济",结论是:只要知识在进步、信息在变化,我们就不可能完全预测未来。大数据和 AI 不能改变这一点。
但我觉得他从这里推出的结论推过头了。
波普尔也不是市场的护身符
薛兆丰的推理链是:新知识不可预测 → 价格不可预测 → AI 不能预测价格 → 不能复活计划经济。这里有两个 gap。
第一个:混淆了"提前规划"和"实时反应"。 苏联 Gosplan 那种五年计划确实需要提前预测,波普尔精准否定了这种模式。但上一篇分析过的 Lange 式平台计划不需要提前预测。Uber 不预测明天早高峰在哪,它在信息产生的那一刻即时反应。波普尔只杀死了前一种,后一种完好无损。
第二个:市场本身也在波普尔的笼子里。 薛兆丰暗含了一个跳跃:因为未来不可预测,所以只有市场能处理不确定性。但波普尔的论证是中性的,它适用于一切信息处理系统,市场也不例外。
市场之所以能应对新知识,不是因为它有某种豁免权,而是因为它有多元竞争的假设空间。几百万人同时用不同的理论押注,新知识出现的时候,赌对的人资源扩张,赌错的人出局。系统层面的反脆弱性来自组件层面的多样性和可淘汰性。
这个机制的核心不是"市场"这个词,是"多元竞争"。如果有多个 AGI 相互竞争,各自持有不同的模型和假设,那从波普尔的角度看,这个系统和市场一样能应对 genuine novelty。
所以波普尔真正推出的结论是:任何想要应对真正新事物的系统,都需要保持假设多样性。单点优化器无法克服这个限制,多点竞争系统可以。 市场是后者的一种实现,多 AGI 竞争是另一种。
这条限制对强 AGI 场景有几个直接后果。哪怕是完全善意的 AGI 独裁者,它今天做的分配决策也必然在明天可以改进。"一次性解出最优分配"不可能,只能持续迭代。单一 AGI 系统性地差于多个 AGI,因为 novelty 生成路径越多,整体的知识增长越快。这是一个反对 AGI 集权的技术论证,跟道德判断无关。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强 AGI 时代仍然需要人类。不是因为人类的产能有用,而是因为人类提供了 AGI 无法自我生成的异质性假设来源。人类的非理性、直觉、审美偏好、文化差异,在效率视角下也许是噪音,但同时也是系统保持反脆弱所必需的多样性储备。人类不是 AGI 的宠物,是 novelty reservoir。
问题本身过期了
把上面串起来,可能会得出一个不是"计划经济可行"或"不可行"的结论,而是"市场 vs 计划"这个问题本身过期了。
在强 AGI 假设下,四道经典防线垮了。波普尔存活了,但它不保护市场,它约束一切系统。"市场 vs 计划"这个辩论的整个主语系也失效了。Hayek 和 Lange 讨论的是一个人类社会如何组织人类生产者。当生产者不是人类的时候,这场辩论的框架就不适用了。
原问题过期之后,取而代之的我觉得还有四个真问题。 物理稀缺仍然存在。 AGI 再强也不能违反热力学。能量、物质、空间、算力,这些依然有限。大多数人类日常关心的稀缺(食物、医疗、住房)可能会被解决,但前沿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是真问题。这部分可能需要某种配给机制,只是叫不叫"市场"已经不重要了。
分配规则。 生产侧完全交给 AGI 之后,剩下的核心问题是产出按什么规则流向人类。按人头平均分、按持有 AGI 的股权分、按民主投票分,还是让 AGI 自己决定?
目标函数的控制权。 强 AGI 世界里一切都被优化,"优化什么"就决定了一切。如果单一实体掌控目标函数,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那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Hayek 的信息层防线被技术攻破了,但权力层的警告反而更紧迫。以前的极权者还受限于信息处理能力,所以有灰市、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AGI 时代这个限制没了。而波普尔的论证也指向同一个方向:为了保持 novelty 生成能力,多元竞争优于单点优化。如果多个 AGI 各自有不同目标函数并相互博弈,某种意义上的"市场"又出现了,只是参与者不再是人类。
意义。 当 AGI 解决了所有工具性问题,人类面临的不是物质匮乏,而是 purpose 的匮乏。科研、艺术、创业,如果 AGI 每一项都做得更好,这些活动就变成了某种自娱自乐。类似今天人类下围棋,明知 AlphaZero 更强,但还是在下。这不一定是坏事,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们都假设人类活动具有客观的生产性意义。Keynes 将近一百年前就预测人类一周只需工作十五小时,剩下的时间要学会 "how to live wisely and agreeably and well"。他的物质预测接近实现了,但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没人答好。
结论
上一篇的结论是,按目前标准定义,计划经济没有复活,但技术前提已经变了。
这一篇把 AGI 推到极限后得出的结论好像是:在强 AGI 假设下,"市场 vs 计划"这个问题本身过期了。 Hayek 和 Lange 都在讨论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
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洞察没用了。Hayek 关于权力集中的警告在 AGI 时代仍然有效。波普尔关于假设多样性的论证为多 AGI 竞争提供了技术理由。只是"计划经济能不能复活"这个问法不再是最有生产力的提问方式了。更好的问题大概是:当人类不再是生产者,我们凭什么分配资源、由谁设定目标、以及怎么找到活着的理由。
References:
-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1944)
-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1944)
- Friedrich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1945)
- Israel Kirzner.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973)
- Robert Lucas.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1976)
- Alec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1983)
- George Soros. The Alchemy of Finance (1987)
-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1992)
- Paul Cockshott & Allin Cottrell.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1993)
- Nassim Nicholas Taleb. Antifragile (2012)
- Peter Frase. Four Futures: Life After Capitalism (2016)
- Daron Acemoglu & Simon Johnson. Power and Progress (2023)
- Nick Bostrom. Deep Utopia (2024)
-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
- 薛兆丰.《薛兆丰的经济学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