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AGI 的进展让人感觉它真的要来了，如果大多数人因为 AGI 而不再需要工作，社会该怎么分配资源？
目前的标答是市场经济。HHayek 那套论证讲得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中央计划者能处理社会里分散的、默会的、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的局部信息，所以只能让价格在无数次双边交易里涌现出来，间接地把这些信息聚合起来。干预市场是信息结构上的不可能。他在 1945 年的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里把这个逻辑写得很透。
但大数据加上 AGI 呢？如果一个系统能读取所有人的实时消费、位置、社交和搜索数据，推理能力强到能重建出任何人的 reservation price，甚至比你更懂你想要什么，所谓的分散信息还能成为护城河吗？
一旦这个前提被打破，非市场的资源分配方式，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在技术上似乎就可行了。
在说 AGI 之前，先得弄清楚到底什么叫计划经济。中学政治课本里说计划经济是"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分配资源"，但现实中其实模糊很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Uber 的动态定价算市场还是算计划？
Uber 背后的机制恰好是 Hayek 断言不可能存在的。一个中央算法收集了几百万司机和乘客的实时位置、网络状态和历史数据，每秒都在聚合这些信息，并直接给出一个价格。
即便如此，主流经济学依然毫无疑问地把 Uber 归类为市场。理论上不可能的东西已经在被我们日常使用，而且依然被称作市场。这让市场和计划的分界线变得十分微妙。
“有价格就是市场”对吗？
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朴素直觉是只要出现了价格，就属于市场经济。
比如苏联 Gosplan 凭指标分配冰箱、拿粮票换面粉才是计划经济，而 Uber、美团、亚马逊里有价格、有交易、有人们的自愿参与，理所应当是市场。
这种直觉其实不太靠谱。波兰经济学家 Oskar Lange 在 1936 年的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中设想过一种 market socialism（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个模型里同样存在价格，区别在于价格并非分散议价涌现出来的结果，而是由中央计划者直接宣布的。
Lange 的逻辑是中央计划者不需要计算所有东西。计划者只需要宣布价格，观察超额需求或供给，再据此调整价格。这套被称为 tâtonnement 的机制理论上能够完全模拟市场，实现最优配置。
当时 Lange 在理论上赢得了辩论，因为他的数学推导无懈可击。但他输在了现实中，正如 Hayek 所反驳的，现实世界里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实时收集海量信息并实时调整价格的中央计划者。后来苏联实行的是粗暴的定量计划，Lange 的版本从未真正落地。
这说明光看有没有价格还不够，Lange 的计划模型里也有价格。真正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价格是由谁、基于什么信息、为了什么目标而设定的。
三条判据
这两天跟 Grok 掰扯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拎出来三条判据：
- 价格从哪来？ 是从分散的双边讨价还价里涌现出来的，还是由某个中心设定的？
- 谁在优化？ 是每个参与者在各自优化自己的效用或利润，还是存在一个实际的全局优化器？
- 数量怎么分配？ 是双方自愿交易的结果，还是由中心指派的结果？
| 经典市场 | 经典计划 | |
|---|---|---|
| 价格来源 | 分散涌现 | 行政定价或无价格 |
| 优化者 | 每个参与者 | 中央计划者 |
| 数量分配 | 自愿交易 | 指令分配 |
这三条属于结构层面的判断标准。我们不需要考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国家的角色，只看系统底层的具体运行机制。
有了这些判据，我们可以把几种看起来像市场又不太纯粹的商业形态分类看看。
A 类：公司内部，Coase 的计划孤岛
先说最简单的场景。亚马逊内部如何分配仓库空间，Google 如何给不同团队分配 GPU/TPU，字节跳动怎么给各 app 分中台算力。这些几乎全靠内部行政调度，而非内部竞价。
Coase 在 1937 年的 The Nature of the Firm 中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他当时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市场如此高效，为什么还需要公司存在，而不是每个人都作为独立承包商通过市场合约来协作。
结论是市场存在交易成本。谈合同、议价和监督执行都需要花钱，为了解决某些协调问题，成立公司并走内部行政调度要比反复在市场上谈合同划算得多。
公司本来就是市场汪洋里的计划孤岛。这个判断主流经济学完全接受，没什么争议。 真正有意思的是当下的规模。Coase 时代的大公司是福特或者标准石油，而今天的亚马逊拥有 160 万员工，业务覆盖十几个国家，年营收 6000 亿美元。它内部运行的调度体量早已超过了苏联 Gosplan 在 1970 年代的管理规模。
沃尔玛的情况也类似。Leigh Phillips 和 Michal Rozworski 在 2019 年出版的左翼图书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Walmart 里提出，既然沃尔玛内部作为一个年流水 5000 亿美元的巨型计划经济体能高效运转，就没人能断言大规模计划不可行。
抛开这个结论是否夸大不论，他们的观察点中了事实。当今大公司内部实实在在地运行着 Coase 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只不过没人用这个词来称呼它。
这类情况最容易判断，它们属于非正式意义上的计划孤岛。
B 类：双边平台，真正的争议点
Uber、滴滴、美团和 DoorDash 等平台，这是比较复杂的情况。
那 Uber 举例：
- 司机和乘客都属于自愿参与
- 但价格由 Uber 单方面计算并宣布，不经过双方议价
- 司机无权在多个带有不同报价的订单中挑选，只能选择是否接受系统派发的单一订单
- 乘客也同样只能接受系统分配的司机
- Uber 自己在优化一个包含匹配率、GMV 和留存率的全局目标函数。
对照前面的判据，价格由中心设定，存在全局优化器，数量也由中心指派。这三点都偏向计划经济。
但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它依然是市场，双边市场。
背后有一整套理论支撑。Jean-Charles Rochet 和 Jean Tirole 2003 年的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将这种同时服务两边、需要在两边之间定价的模式定义为新物种。Tirole 也因相关研究获得了 201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反垄断法和监管政策都默认平台是一种带有网络外部性的特殊市场。2018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案中更是直接把双边市场写进了反垄断司法框架。
主流的论证骨架很简单：无论中央撮合者多强、算法多智能，只要参与者可以自愿进出并各自优化，它就还是市场，只是中介更强势而已。在这个视角下，Uber 只是一个算力更强、规模更大的市场基础设施。
这是全球经济学和政策界的共识。中国官方口径也是如此，比如《求是》杂志 2019 年的《理性看待互联网平台垄断》将平台经济定性为市场经济的升级版。陈龙在《如果哈耶克醒过来，会怎么想数字经济？》中也表达过，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强化了公司的计划能力，但这终究是强化而非终结了市场竞争机制。
但也有一批人完全不认同这个定性。
Evgeny Morozov 在 New Left Review 的 Digital Socialism?、前面的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Walmart 以及清华鄢一龙的《马云所说的计划经济，和陈云说的是一回事吗？》都指向了同一点。
当撮合者掌握了全部信息、定价权和匹配权时，自愿就沦为了一种形式。你可以拒绝一次派单或高峰定价，但你无法拒绝平台替你决定价格的权力本身。这种形式上的自愿与 Hayek 语境里的市场大相径庭。
他们认为，Uber 实际上把 Lange 1936 年设想的中央计划者给工程化了。这就很讽刺了，Lange 当年在理论上赢了 Hayek 却没能在 20 世纪落地，反而是硅谷的“资本家”为了抢占市场，把他那套实时宣布价格、全局优化和中央撮合的方案给实现了。
目前 Lange 的这种解读还是少数派，主流的经济学和反垄断界依然把 Uber 定义为有强中介、网络外部性和双边定价的特殊市场。
但这批少数派触及了主流框架目前无法回答的盲区：参与自愿加上个体优化真的足以定义市场吗？当中介变得足够全知全能，这个定义是不是就失效了？
C 类：开放竞价，毫无争议
Google 或 Meta 的广告竞价以及股票高频交易属于毫无争议的市场，甚至是市场设计的教科书案例。
虽然竞价规则和保留价格由平台制定，但出价是参与者各自独立决策的，最终胜出者只需支付接近自己估值的价格。价格由竞价涌现，参与者各自优化，且按竞价结果分配。平台仅仅设计了规则，市场机制依然正常运转。
信用评分也类似。它作为一种定价输入决定了贷款利率，本质上是信息中介在发挥作用，并不是配给机制本身。大数据只是让传统的评级和征信工作变得更精细。
这类情况对主流框架没有挑战。
结论
把这三类放在一起看，公司内部属于 Coase 意义上的计划孤岛；开放竞价是机制设计精良的纯粹市场；而真正的争议点落在双边平台上。主流视其为双边市场，少数派则认为是披着市场外衣的 Lange 式计划。
主流定义下的计划经济，大概就是由中心直接决定价格 + 数量 + 谁能拿到什么的那种体制。苏联 Gosplan 是，朝鲜是，文革时期的粮票配给是。按这个定义，Uber 不是，Walmart 不是，Amazon 也不是。
可是现实在不断发生变化。当中央撮合者变得越来越强大，参与者的自愿变成某种形式上的妥协时，市场有没有可能在某个临界点悄然转化为计划？主流经济学的回答往往是只要有自愿参与，市场就依然成立。
在 AGI 真正降临之前，这套说辞还能勉强站得住脚。但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一个能精准预测每个人保留价格的系统，自愿加个体优化的市场根基可能就会被完全掏空。
按目前的标准定义，计划经济确实没有复活。但当年 Hayek 和 Lange 争论的技术前提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且这种演变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悄然进行。
References:
- Friedrich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1945)
- Oskar 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1936)
- 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1937)
-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2003)
- Leigh Phillips & Michal Rozworski.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Walmart (2019)
- Evgeny Morozov. Digital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16/117 (2019)
- 鄢一龙. 《马云所说的计划经济，和陈云说的是一回事吗？》
- 陈龙. 《如果哈耶克醒过来，会怎么想数字经济？》
- 《求是》. 《理性看待互联网平台垄断》 (2019)
- Ohio v. American Express Co., 584 U.S. __ (2018)